“书生气”的缺失,让精致的利己主义得以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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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先生在浙江大学做校长时,留有一段话: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问问自己: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这句话,直叩人心,但能够回答好的人恐怕不多。

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曾写道,中国人实际上都接受过二次教育。第一次接受圣贤的教育,其教育效果就是: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就是接受社会大染缸的教育,或者人间潜规则的教育,教育的效果就是:一肚子男盗女娼。

吴思将这两个社会分得很开,其实,中国大学的围墙很低,象牙塔里的世界与墙外的世俗社会已经越来越少差异了。换言之,目前中国大学,已经将这二次教育一次完成了:不少大学生既学会了满口仁义道德,又学会了一肚子男盗女娼。吴思的观点过于严重,我并不完全赞同,但他道出了部分真实。

多年前,北京大学的钱理群先生写道:“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在钱理群看来,大学里培养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高人一等的智商,往往学习成绩都很好。他们“世俗”,也就是说有一种流行的平庸。“老到”,指的是办事老练,到位,大概可以说是情商高。至于“懂得配合”和“善于表演”,讲的仍然情商不低。智商高,情商也高,不正是当下社会需要的人才么?钱理群教授着哪门子急呢?

我注意到,钱理群先生紧接着写了一句:“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这句话与前面那句话似没有直接的逻辑联系,如何理解呢?

人民日报有一篇评论文章《警惕“精致的利己主义”》对精致的利己主义做了一个解释也许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钱理群先生的这句断言。这篇评论文章解释说,“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是工于心计、圆滑世故,一举一动都笼罩着利益的影子;或是把利益当做唯一驱动,原则、信念都可以为了利益让路;或是吃透规则甚至潜规则,善于钻空子、找漏洞达到自身目的。所谓精致,不过是为绝对的利己主义,穿上了一件合情合理的外衣。”

人民日报这么一解释,钱理群先生的结论自然就必然了。

钱理群先生的解救之道是希望大学生要加强对自己人格的塑造。他说道:“这样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

在常春藤盟校待了24年之后,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在2008年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辞去自己的终身教职,离开这所常春藤名校。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感觉当前的美国精英教育已经陷入了误区,这套系统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聪明,有天分,斗志昂扬,但同时又充满焦虑、胆小怕事,对未来一片茫然,极度缺乏目标感:他们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特权泡泡里,所有人都在老实巴交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他们非常擅于解决手头的问题,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

辞职后,威廉·德雷谢维奇撰写了一本书《优秀的绵羊》(Excellent Sheep)。

在本书当中,作者德雷谢维奇历数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常春藤学校学生的“数宗罪”:过于自信却输不起;朋友圈同质化,固步自封;思维僵硬,与社会脱节,缺乏“常识性聪明”等,并提出“读藤校远不如读公立大学,学校更重视教育、教学方法也更灵活、更前沿”等观点。他还进一步指出,虽然这些藤校外表上有特色,但在内里,都是“失去了灵魂的地方”。很多在藤校就读的学生没有使命和目标感,自我膨胀、自我中心、自以为是。而相比之下,那些没有这些标签的人,却能在人生道路上攻城掠地,在各方面成就自己。而有一些藤校生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可能只是上过某藤校。

威廉·德雷谢维奇的观点是,大学应该培养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真正的思考能力,推崇博雅教育,甚至号召学生不要去名校。

其实,利己或者自私,本是人类的天性,并不是一个贬义词。《道德经》里说,天地不仁,圣人不仁。所谓“不仁”,不是“没有仁慈之心”,而是“没有特定偏爱”。关于自私、利已,利他等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亚当·斯密或者理查德·道金斯都有过精彩有论述。

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一书的核心观点是,每一个生命体都是受基因操纵的生存机器,出于自我保存的目的,基因总是无意识的操纵生命个体做出种种行为,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基因,甚至不惜赴汤蹈火。道金斯认为,作为自私的遗传基因,有三个最重要的特性决定着基因的竞争力:长寿、生殖力和精确的复制能力。理查德·道金斯分析说,自然界有非常多的利他行为,乃至自我牺牲行为,也是基因“自私性”的体现,是“自私”的基因让生物体去进行“利他”行为的。

面对自私的基因,理查德·道金斯并不悲观。因为他认为,“基因发挥的作用取决于它的环境,而这一所谓环境也包括其余的基因。”

人类之所以与其他普通生命不同,在于其智慧可以创造出文化,而“文化的传播有一点与遗传类似,即能导致某种形式的进化”。这种文化传播的单位,或者说文化的基因,道金斯称之为“觅母”(meme),这是人类的独特之处,是人类文化进化的新汤(相对于生物进化的原始汤)。这种基因在人类文化的“基因汤”里传播繁殖。


理查德·道金斯所指的人类文化的基因汤,在我看来,是一种人文氛围——中国大学教育越来越缺失的人文教育和社会上越来越少的“书生气”。

“书生气在中国有时候是一个贬义词,但是我觉得适当有一些书生气是可爱的,一点书生气都没有我也就只能近而远之了。”这是著名作家、前文化部长王蒙在人民日报总编室文化新闻版、人民网文化频道联合推出的“文化讲坛”上以“我们的时代,我们的阅读”为主题的讲座中说的一句话。那么到底什么是书生气?

一、真实真诚

书生气不合时宜似乎是几千年来的定论。不过,我宁可视书生气为真性情,虽然有其迂腐与天真的一面,宋·范成大《次韵宋佛阅番乐》有“洗净书生气味酸”之句, 苏东坡也曾自嘲“一肚子不合时宜”,意即自己的书生气太重。但书生气所包含的真实、真诚、不做作,不圆滑的气质,正是这个越来越重算计的时代缺失的东西。

《庄子·渔父》有言:“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人与人之间,只有真诚相待,才是真正的朋友。谁要是算计朋友,等于自己欺骗自己。所以富兰克林给自己的信条之一就是:“诚恳,不欺骗人;思想要纯洁公正;说话也要如此。”

真,是一个难题。连索尔仁尼琴都说过:“我一生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一生都在冲破阻拦为了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

5月21日是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身为浙大学子的浙江电台主持人鲁瑾姑娘,写了一篇《我的牛逼母校今天120岁生日,天了噜!全世界都跳起了广场舞!》鲁瑾在文中说,“一个世界闻名的高等学府120周年大庆,看不到任何有关科技改变世界,关注人类未来,坚守精神独立性的理念,你在舞什么?所以,今天我也不去母校添堵了,毕竟我一分钱都没捐……庆典可以了,你们慢慢介绍前排领导。”

鲁瑾姑娘文章自然不被浙大一些校友认同,意提醒者有之,留言批评有之,辱骂者亦有之。其实,鲁姑娘的文章不就是说了一点真心话?一位支持鲁瑾的网友留言说,“因为校庆,身边一个一个毕业于浙大的、孩子在浙大的、在浙大进修过的、花大价钱上过浙大的课的或者跟这所学校有任何千丝万缕关系过的……都冒泡出来,大有‘我已经潜伏够了’的舒展。就算浙大是有点名气,上述这些,不说自己曾经浙大还好,说了倒使浙大不过如此了。校庆没有打动到鲁瑾,更没有打动到各位看客,除了昨晚交通管制不得不绕道而在玉古路被堵走得很不爽之外。为鲁瑾的实话实说点赞。”

二、不媚权贵

1929年,在哈佛大学读硕士的贺麟在日记里写:“以后务须随时随地牺牲一切保持自己的内心自由和self-respect(自尊心),要无一时忘掉了以诚接物,更要无一时忘掉了求真理说真理的使命。”这是一种书生气。

蒋梦麟在怀念北大老校长蔡元培的文章中说,“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先生平时作文适如其人,平淡冲和。但一遇大事,则奇气立见。”这同样是一种书生气。


1929年11月,安徽学界爆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学潮,蒋介石让安徽大学(当时在安庆)校长兼文学院院长刘文典亲到南京予以说明。到南京后,刘文典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走进蒋介石办公室。蒋介石见到刘文典,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他一拍桌子,并怒吼:“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的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蒋介石在盛怒之下动了粗,打了刘文典两个嘴巴。刘文典不甘示弱,也动粗还之,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蒋捂着肚子,疼得脸上直流汗。随即下令将其关进大牢,共关押了7天。此事在教育界引起很大震动,安庆大中学生举行示威,各地进步人士也来电来函声援。后来,经蔡元培等力保,陈立夫从中斡旋,蒋介石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才不得不将刘文典释放,但附前提——迫令刘文典“即日离皖”。这更是一种书生气。

三、独立的思

在《v字仇杀队》里,V在死前面对着克瑞迪,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台词:“在这面具之下不仅仅只有肉体,在这面具之下还有一种思想,克瑞迪先生,而思想是不死的!”V用他的死,用他炸掉国会大厦的行动,传递着那面具之下肉体之内的觅母。

陈寅恪在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不少人已耳熟能详了。但如李慎之先生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非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有的,甚至其语言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有的(中国古文中的“独立”与“自由”与现代语言中的“独立”与“自由”意义迥不相侔)。王国维纪念碑铭一共不过二百五十三个字,而“独立”之词儿三见,“自由”之词凡四见,其中甚至套用美国独立时的英雄帕特立克•亨利的话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结句则为:“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人有独立思想,才能够免于人云亦云,才能慎思明辨,对社交媒体充斥着的流言与流毒能够作出判断。比如说,马里兰大学的一位中国毕业生被选为学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做了一场演讲,但她的演讲被中文社交媒体的一些人指责为“辱华”。这名中国学生的发言是否准确、是否妥当,可以充分讨论。但是,打响第一枪的营销号,从一开始就迫不及待地给她安上了“辱华”的帽子,有人批评说,这是在舔舐10万加的人血馒头!

有人认为,独立的思想有时是一件奢侈品。如果你恰巧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那么你要小心了,因为绝大多数没有思想的人,会固执地认为有思想的你是一种奇怪而可怕的怪物,人们有责任,有信心,有耐力,有手段,有时间,通过大量口水来说教你,解救你,直到你也成为没有独立思想的人。马里兰大学演讲事件,正说明了这一点。屈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杨舒平不得不通过的微博正式道歉。

大学教育如果得当,是可以让人类拥有更多的经验和智慧,更大的胸怀和格局,让我们可以有能力辨别欺骗与合作,做出有利于自己、无损他人、利于他人的决策。

理查德·道金斯写道:“我们具备足够的力量去抗拒我们那些与生俱来的自私基因。在必要时,我们也可以抗拒那些灌输到我们脑子里的自私觅母。我们甚至可以讨论如何审慎地培植纯粹的、无私的利他主义——这种利他主义在自然界里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在世界整个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是作为基因机器而被建造的,是作为觅母机器而被培养的,但我们具备足够的力量去反对我们的缔造者。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我们人类,能够反抗自私的复制基因的暴政。”

曾在1993至2013年任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Richard Charles Levin)曾说过: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因为,他认为,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是学生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大学毕业后才需要去学习和掌握的东西,那不是耶鲁大学教育的任务。那么他理想中的大学教育的使命是什么呢?

理查德·莱文在他的演讲集《大学的工作》(《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中这样提到,耶鲁致力于领袖人物的培养。在莱文看来,本科教育的核心是通识,是培养学生批判性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莱文心目中通识教育即自由教育,是对心灵的自由滋养,其核心是——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责任、远大的志向。自由地发挥个人潜质,自由地选择学习方向,不为功利所累,为生命的成长确定方向,为社会、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

约翰·纽曼(John Henry Newman)在其著作《大学的观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也指出:“只有教育,才能使一个人对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有清醒和自觉的认识,只有教育,才能令他阐明观点时有道理,表达时有说服力,鼓动时有力量。教育令他看世界的本来面目,切中要害,解开思绪的乱麻,识破似是而非的诡辩,撇开无关的细节。教育能让人信服地胜任任何职位,驾轻就熟地精通任何学科。”

约翰·纽曼“理想的教育模式是:“在这里,通过心灵与心灵、知识与知识之间的碰撞,探索得以推进,发现得以验证和完善,冒失可以化为无伤大雅,谬误则受到揭露。在这里,教授雄辩起来,身兼传道与授业者,以最完整、最有说服力的方式展现其学识,将之激情澎湃地倾注出来,使听众心中也燃起他对学识的那种热爱。”

希望中国的大学管理者,能够明白这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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